本文作者：潘泽清
2024年2季度，GDP增长率为4.7%，7、8月份的制造业PMI指数分别为49.4、49.1，均低于50%的荣枯线，而且，延续了此前的收缩趋势，估计3季度GDP也好不到哪去;与此同时，从2023年2季度开始，中国已经连续5个季度GDP平减指数为负值。概而言之，中国目前经济呈现“低增长、负通胀”状态。问题是否如日前央行前行长易纲所言，出在通缩?
毫无疑问，通缩是一个问题，但是，相对而言，他只是一个表层问题，除此之外，还有房地产周期性衰退问题，以及更为深层次的“迟滞(Hysteresis)”问题。三个问题效应叠加，决定了目前中国经济的状态。
一、通缩会导致经济减速
在去年底，我们就开始关注并研究通缩，在2023年12月的文章《CPI负值——会是中国经济的麻烦吗?》一文中，就多少有些提及。
对于老百姓来说，可能会觉得通缩是件好事，买东西当然越便宜越好。
但是，对于央行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来说，通货紧缩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之是相当地忌讳，因为它对经济可能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。这表现为:
首先，通缩会造成失业。随着价格下降，企业利润减少，一些企业可能会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。
其次，通缩会加重债务负担。通缩时，实际利率往往上升，这使得债务变得更加昂贵。作为反应，消费者和企业往往会减少支出。
第三，通缩螺旋很可怕。通缩容易出现多米诺效应。价格下降可能导致生产减少。生产减少可能导致工资降低。工资降低可能导致需求下降。需求下降可能导致价格进一步下降。如此循环。这可能使糟糕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。
可见，虽然你买东西便宜了，但是，通缩的板子最后还是会打到你身上。
对老百姓来说，对通缩的认知到此就可以了。但是，对央行和证券等金融机构，要调控和把握通缩的影响，还需要相应的价格周期模型。
目前，我们已经建立了内生的价格周期DSGE模型，可以精准模拟通缩的影响。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联系本人，有时间可做深度交流。
二、房地产周期处于衰退阶段
经济学家弗雷德·哈里森(Fred Harrison)是首先识别出房地产周期存在的人之一。他通过追溯几百年的历史得出结论，认为一个完整的房地产周期平均长度为18年，且每个周期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，参见图1。
在弗雷德•哈里森的房地产周期中，房地产价格(property prices)变动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:
复苏阶段(recovery phase)：从价格在衰退结束时触底开始，一般是缓慢的1-7年复苏阶段。在早期投资者获利之际，在周期中段出现小幅下滑(mid-cycle dip)。
爆炸式增长阶段(explosive phase)：这一阶段是价格狂飙的7-14年增长阶段，在这一阶段，最危险的最后几年，买到即亏，被弗雷德·哈里森称为“赢者诅咒”(winner’s curse)阶段。各位，不知道你在这阶段买房了没有，买了就认命吧!
衰退阶段(recession phase)：这一阶段价格暴跌，许多人含泪卖房，断供停贷。时间跨度为14-18年。
在此不用我多说，大家对照一下，就知道现在房地产周期处于哪个阶段。
在房地产价格下行的重压下，经济增长只能负重前行，你让他快也快不起来。
三、“迟滞”问题将导致增长趋势下降
为了说明“迟滞”问题，我们需要先解释一下宏观经济学中的“二分法”
1.周期与增长的“二分法”
在分析宏观经济时，经常使用 “趋势” 和 “周期” 这种二分法。前者指的是中长期的增长趋势(潜在产出)，人们认为它主要由供给因素(人口动态、技术进步等)决定;后者是指反复出现的经济繁荣与萧条，一般认为这主要由需求因素(企业和家庭的支出倾向等)决定。
在此顺便说一下，所谓的三驾马车：消费、投资和出口，只能影响经济周期;而不是经济的中长期增长。因此，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说法，可能有失偏颇。
经济发展中 “趋势” 强劲且 “周期” 平稳是最理想的状态，所以经济政策以此为目标。所谓的增长战略是强化 “趋势” 的政策，也被称为结构改革、供给侧政策等。
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使 “周期” 平稳的政策，也被称作宏观稳定化政策、总需求政策等。
像这样，经济的 “趋势” 和 “周期” 是相互独立的，各自需要不同类型的政策，这是一种易于理解的划分方式。
在宏观经济和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中，不可或缺的预处理就是，从实际 GDP等宏观经济变量中，将周期成分和趋势成分分离开。分离出来的周期成分不仅可以用作判断经济形势;还可以用于分析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的效果。
在两分法中，总需求的下降会导致经济衰退，此时产出会低于长期增长趋势——即在给定经济资源和技术的情况下，生产的正常水平。
然而，这种影响是暂时的。经济衰退之后是复苏期，在此期间产出会恢复到长期增长趋势，而长期增长趋势本身不会受到经济衰退的显著影响。如图1。
2. “迟滞”问题
两分法描述的情景在多数时间没有问题，基本上与事实吻合。
但是，人们发现，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，许多国家的实际GDP在出现历史上大幅下降后，并未能恢复到趋势水平。而是出现如图2、图3所示的情景。
此外，日本似乎在1992年左右出现了趋势增长的放缓，这大致对应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“失去的十年”的开始。这是最糟糕的情景。我们后面将专门说明这个问题。
这表明，在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之后，经济放缓往往会持续存在。周期可能会导致增长下降，不再适用传统的二分法。这种因果关系在经济学中常被称为“迟滞”或“迟滞效应”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物理学。
在物理学中，该术语指的是一个变量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冲击，还取决于过去的冲击。“迟滞”表明一个暂时的冲击可以对一个变量产生持续的影响。
在经济中，“迟滞”是指总需求暂时变化对增长趋势的影响。而且，这一影响还不小，研究发现，全球金融危机后，23个OECD国家经济增长趋势平均下降8.4%。换句话说，原来可以增长5%，现在只能增长4.58%。
而且，更深的、更长的衰退会导致增长趋势更大幅度的下降。
四、“高压经济”政策可能是摆脱“迟滞”问题的唯一途径
在经济深度衰退之后，“迟滞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，那么自然而然的下一个问题就是，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2016年，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在题为《金融危机后的宏观经济研究》的讲话中提出，通过暂时运行一个“高压经济(high-pressure economy)”，即让需求大于供给，来扭转 “迟滞”不利的供给侧效应。
其实，“高压经济”的提法早就有之。1973年，经济学家阿瑟·奥肯(Arthur Okun)——林登·约翰逊(Lyndon Johnson)任期内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——提倡他所谓的“高压经济”。他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：其中扩张性政策能够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，同时保持低失业率，结果不仅是经济强劲，而且为更脆弱的群体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工作机会的增加。
耶伦的讲话让“高压经济”重新回到美国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视野。随后，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，拜登政府成功地运用了“高压经济”政策。
2024年1月份，美国新增了353，000个就业岗位，是任何人预期的两倍，几乎所有部门和类别的劳动力都看到了收益。
美国每名失业人员有1.4个就业机会——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。这使得这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强的劳动力市场。
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通货膨胀回到可容忍水平，市场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。
对于中国而言，是时候采取“高压经济”政策了，而且，越早越好!
“高压经济”政策不仅可以摆脱“迟滞”，还可以顺带解决通缩问题，同时，还能缓解房地产的下行趋势。
当然，高压经济”政策也有副作用，她容易引起通胀。但是，目前，中国正处于房地产衰退周期，通胀估计不是个大问题。
